国内的疫情基本已经受控。为祖国高兴，更为中国医护人员的勇敢与牺牲而深深感动！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处于失控的状态，确诊病例飞速增长。很多人或不解，或误解。今天我就借这个疫情和大家谈谈美国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我将在疫情结束之后，写成英文版本，通过适当管道提交给美国相关政府部门，而读者们，你们可以先睹为快了。原因很复杂。有体制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文化的原因。因为韩国、日本和台湾的体制更接近于美国，但防疫工作做得也很好。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地区）在文化层面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在文化层面差距是巨大的。美国人民长期过着优渥、舒适、太平的生活，群体性意识中缺乏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警惕性。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了解，也不愿了解，对凡事也缺乏敬畏。他们天性自由奔放，没受过太多冤屈，轻易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以武汉疫情之惨烈，根本没能唤起美国和欧洲的警惕。我相信他们的心理潜意识里有这么一种想法：嗯，那是中国搞砸了，是因为隐瞒真相才搞砸了，我们不会有事的。所以，当中国人民在艰苦抗疫时，美国人民歌照唱，舞照跳（当然说他们有幸灾乐祸显然也是冤枉了美国人—他们压根儿就没怎么关注这事儿）。
处于“紧急状态下”的纽约某餐馆
在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不局限于普通民众。决策者也有同样的问题。很显然，他们身上有一种傲慢与轻视—中国的经验因为缺乏透明度且不可验证，所以不具备太多参考价值。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医学科研人员很早就证明了无症状感染者也具有传染性。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直到美国确证病例数接近10万人左右才弄明白。而此前无症状感染者的感染数量已无法估量。忽视来自中国的经验，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美国的多元化。多元化，尤其是种族的多元化，对于防疫工作是个挑战。例如，大家都能发现韩国和德国的死亡率特别低。他们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虽然德国近年来引入了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但其人口的主体-80+%依然是日耳曼人），但美国就不同了。尤其是纽约，简直是个世界人民的大杂烩。这次纽约疫情最为严重的区域就是皇后区，那里生活着大量的非裔和西裔。和德意志民族的整齐划一和纪律严明相比，这些地区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存在。所以纽约的确诊病例多也就不难理解了。
例如，特朗普看着大纽约都会区（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确诊病例数节节攀升，心里那是个着急啊。他想抄中国的作业：封城！结果，被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怒怼了回去：你敢！后来特总缩回去了。原因是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这个权力。这就是美国。在美国，防疫工作主要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联邦政府基本是一个配角，主要提供一些支援和指导性意见。听不听，都是地方政府说了算。这是其一。纽约州州长拒绝美国总统的封城令
其二，就自然是政治斗争了。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特朗普作为美国大统领，看似权力很大，却处处受他人牵制。例如，各地的州长，尤其是民主党人州长，更是处处与特总作对。如上文所说，特总想封锁纽约以控制疫情向全国蔓延，但纽约州州长以起诉联邦政府违法为由进行威胁，导致特总知难而退；特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羟喹啉推崇备至，结果民主党人控制的密西根州和内华达州明确禁止使用此药进行治疗。这些出于政治斗争的内耗，严重影响了美国的防疫效果。
甚至还不排除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理念上是站在特朗普政的对立面），如美国疾控中心的部分高官，出于想看特朗普笑话的心态，在初期故意拖延、不作为，导致失去控制疫情的最佳时间窗口。例如，美国疾控中心在初期垄断测试权，对测试作出了近乎严苛的限制，导致很多人没有被确诊而产生了大量的社区传播。
当然，特总作为大统领的责任也是显而易见的。对防疫他本身就是一个外行。另外，在长期遭受来自政治左派的疯狂攻击下，他对其政绩的核心资产—经济和股市，自然是细心呵护。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他面对疫情爆发的潜在可能，一心淡化风险，未能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这既有个人判断失误的原因，更有深层次体制的原因。中国社会最近几年里也越来越撕裂。很多同学群，亲友群，因为大家三观不合，分的分，散的散。这是正常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利益关系，还有精神层面的纽带。而这个精神纽带，首先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的。价值观不合的人，是无法成为朋友的。
这种因为价值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分裂，在美国则更深远，更严重。因为友谊和亲情，每隔4年就要经受一次大的考验（大选）。这种社会撕裂的终极形式，就是政党恶斗。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这种政党恶斗表现得淋漓尽致。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很多例子。
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个美国社会整体左倾化的一个问题。现在的美国民主党（左派），越来越趋向于喊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办实事的能力则愈发退化。例如，面对肆虐的疫情，纽约州州长依然强调：“大麻合法化”是本州的工作重点。而身为“准共产主义者”的纽约市市长 De Blasio，则更夸张。除了高调推进“种族平等”和几十种性别（性取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议题之外，在防疫工作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早在2月中旬，他还指示他的公卫官员向外释放乐观情绪：纽约人，我们的准备很充分，风险很小，你们没有理由不去酒吧...无论是出于对川普的憎恶，还是出于自身的无能，反正是：只要是民主党控制的深蓝州，基本上都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加州、麻州、密西根州、伊利诺伊州、华盛顿州...同为人口大州的德州和佛罗里达州，他们都是红州（共和党人控制的州），疫情就好很多。佛罗里达州也是如此。这其中的差异，可能并非偶然。问题在于，这个疫情恰恰是美国这个巨人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是美国这种大社会、小政府、自由市场的最大软肋。美国社会把人的自由放在一个至高点，政府承担的职能有限。中国人民把政府当作“青天老爷”，当作照顾人民的大家长；而美国人民则把政府当作类似物业管理处的存在，对政府的期望极其有限：你少来烦我就行了。美国这种体制的优势是，人民有自由，法治有保障，国家的创造力很强，自由市场经济很强大。但面对防疫这种需要全社会动员的事情，美国的确很弱，民主社会启动的确也慢。相信这次事件过后，美国社会将进行反思和自我改良。和中国一样，美国也一直是在一部200多年前成文的宪法之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期间美国经历过南北战争，1920年底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套用中国一句古语：多难兴邦。总体上我还是相信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实际上，通过这次疫情，我们还是能看到美国的动员能力。在初期美国疾控中心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累计完成了接近100万个测试，超过了同期的中国和韩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生物检测仪器公司Roche和Abbott Laboratory很快开发出快速检测设备，为大规模检测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外，美国因为产业链外移，导致本土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医护人员严重缺乏口罩和防护衣。结果，没用几天俄亥俄州的一家私营企业就研制成功了能够成功消毒N-95口罩但不损害其结构的设备。目前正在等待美国FDA批准。一旦批准后，美国医护人员PPE短缺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这次美国的疫情应对，从某种角度看，和二战的太平洋战争非常相似。当年，还是美国盟国的中国政府一再警告华盛顿：日本将偷袭珍珠港。但美国人还是没有重视，导致战争初期一度处于下风。但经过中途岛一战，美国扭转被动局面；到了1943年，美国一口气生产了147艘航母，而同期日本海军只生产了6艘。这样的工业潜力释放之后，日本自然是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
所以，凭借美国的科技和工业能力，再加之以美国国民一旦动员起来后整体的自律性，我相信美国不久就能控制住疫情。同时，我也希望美国和中国一道，进行紧密合作，尽快为人类找到攻克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让人类早日从这个病毒的梦魇中翻篇，大家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来过美国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美国机场都比较破旧，从机场出来的道路也不乏坑坑洼洼。这个国家就是这么实诚：他们不会去粉饰一下这些所谓的门面。纳税人的钱到哪儿去了？基本上都花在弱势群体的救助了（其中也包含救助非法移民，而关于这个花法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在此不作讨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文媒体上充斥着低级的哗众取宠的文章，对美国的疫情进行这夸张失实的描述，其中不乏国内的一些所谓知名专家文章。善恩的很多读者都是留学生或准留学生，他们面临着诸多的教育决策方面的问题。我也一再强调，留学决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哪个国家。因此，我今天写了这篇文章，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希望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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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立伟，原载：善恩英语。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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